2023-06-20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三）
编者按 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举措。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开展系列研讨活动，组织撰写理论阐释文章。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期组织4篇理论文章，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进而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坚持“两个结合”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解超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有力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在“两个结合”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而坚持“两个结合”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履行这一使命的必由之路和基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等方面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方面，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发展阶段”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多元互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在“两个结合”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两个结合”，成功地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推向前进。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政治建设方面，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推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卓有成效，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深化；在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素质显著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在生态建设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在“两个结合”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充分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其一，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发表算起，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5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传统到改革的飞跃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就，表征科学社会主义实现跨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其二，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平等合作的方式来凸显和扩大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党的二十大召开时共有2500名中外记者进行报道。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智慧、中国影响推向全球的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合
■陈红娟 吴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探讨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观层面的契合性，可以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
价值导向上，天下大同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涵由个人修身修性到观照天下的价值实现路径
天下观中蕴含着如何认识自我与天下的关系问题。从理想情境来看，天下大同蕴含着个人理想的映射和对天下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概念虽具有多重面向，但都论及个人融入天下、通达天下的价值导向。在政治建构意义上，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以及“想天下之所想，立天下之所立，为天下之所为”；在伦理道德意义上，从姜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到老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等等，无不彰显个人融合天下、观照天下的视角。无论是天下荣辱的责任观，还是兼善天下的道德观，都是个人“观”天下的思想结晶，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表述自我与天下关系的文化基因。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中写下：“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随后他又在新民学会上提出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凸显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远大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理念不谋而合。其一，“天下”范畴的扩充与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狭隘的地缘主义和传统自我中心主义，是“一个地球”和“一个世界”的整体表达，同古代“四海”“八荒”“九洲”等广义“天下”范畴相契合；其二，正是由于“天下”范围的扩展，个人对天下的观照更有必要。“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这样，每个“个体”都通过“国家”链接到“天下”，形成“家国天下”的有机统一体，这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关怀具有相通性。
价值理念上，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终极形态上都体现对“和”的推崇
天下大同的核心理念为“和”，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天下”的问题。“和”的意涵之一是“和而不同”，承认并尊重彼此差异。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又如魏源“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费孝通提出了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和”不限于政治语境中的表述，延伸来看，它还指向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集中体现于《大道之行也》当中。“大同社会”是“男有分，女有归”的自得其所，也是“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人际和谐，还是“万物并育不相害”的人与自然的和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体现对“和”的推崇。首先，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对人类价值多样性的肯认和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实际诉求是实现“大同”的价值前提。其次，“共同体”不仅是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更是构建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彰显生态文明和人际和谐的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站位，也是对传统“和”理念的当代诠释。
价值秩序上，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涵着“共治”“德化”的秩序规约原则
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着价值秩序的期望，回答关于“天下”如何运行与发展的问题。共同价值秩序的实现和运作需要持续建构，其认识前提是如何“共享”世界，“世界大同”的立意不再是一国一族之大同，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无外”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内部体系，所谓“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以天下观天下”的视野为提炼共享的价值观奠定认识论基础。如何“共建”“共治”则是推动理想秩序有序运转的必要考量。“德”与“仁”是古代实现天下共治的价值核心，如“谋政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以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等。由此，“德治天下”成为共产党人倡导的重要理念之一。共享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立合作共赢的价值秩序提供了基本共识，也为实现“德化”“共治”提供条件。此外，以“共商”“共利”和“共建”思路打造和谐有序的“天下”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指向，如“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建高质量发展平台，亚太经合组织谋求对话不对抗的合作形式等等。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观层面的价值主张，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朱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重要位置。如何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新时代中国人的时代之问，也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深刻阐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认识，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五个突出特性”既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精神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者的具体使命所在。
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性，不断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研究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相区别的重要特质。汤因比曾指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上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与世界其他文明相较，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脉传承、价值观念上的连续性，为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断提供了可能，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坚守自己的发展轨迹。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即使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造成文明的演进，也只是吸收新的养分来完成自身的变革而不至于断裂。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就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完成了自身的古今之变，但总体上依然是在自己的轨道上革故鼎新。由此来说，只有科学地解释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来龙去脉，才能阐释清楚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
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性，加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新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发展虽时有曲折，但从来没有因僵化沉寂而走向崩解，正是因为其内部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求新求变的创造性意志。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展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推动的历史性创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指出，“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坚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以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时代挑战、顺应未来变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不竭动力，顺势而为、日新不已，努力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抱负。
把握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
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气质。关于“大一统”，董仲舒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格局上的追求。中华民族自古就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强调社会大同团结、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不同团体互相倾轧、价值观虚无混乱。中华民族追求大同团结的内在精神动力，以及历史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造就了今天团结融合、多元一体的良好格局。坚持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就是要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社会团结的安定局面，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
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着力扩大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具有“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气度与格局。冯契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前景”时曾说：“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文化，那就必须对自己传统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评价，也要对外国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了解研究。”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更要扩大世界范围内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精华。当今世界盛行着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文明冲突的论断屡见不鲜，全球秩序的稳定与安全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从互融、互通、互鉴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克服冲突、以共存推动进步，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来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和郑重承诺。中华文明向往“天下大同”的持久和平境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华民族重信义、讲情义，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精神标识，这对于推动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对话交流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只有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和平，全球繁荣才能生生不息，人类也才可能有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热爱和平、追求大同的道义精神，大力发挥中华文明对于建设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积极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传统知行观相贯通
■陈方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知与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知行观贯通起来。
知行合一，行是知的目的
与西方文化常常把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区分开来不同，中国传统知行观坚持知行合一，强调行是知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重视经世致用精神的重要体现。《中庸》构建了从“博学”到“笃行”的知行合一路径，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不但把“行”置于首要位置，还明确地把“行”界定为实践。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知行观主张坚持知行合一、强调行是知的目的的观点，突出体现为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更加重视实践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以知促行，提高认识能动性
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知”和“行”通常都包括两方面含义，尤其体现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之中。“知”的第一个含义是“见闻之知”，第二个含义是“德性之知”或者“天理良知”。“行”的第一个含义是“行为”，第二个含义是“道德践履”。王阳明理解的“知”和“行”都侧重第二个含义，也在第二个含义上合一了。关于“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关系，王阳明指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把“知”理解为“知识”不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认识”也不一样。
从知到行的转变，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有一些中间环节。中国传统知行观强调把“见闻之知”转化为“德性之知”，目的是以知促行，解决了从知到行的中间环节，这是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特点和优点。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为重视认识的能动性。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知”“行”统一的中间加了一个“信”字，把“知识”的“知”内化为“德性”的“良知”，从而以“知”促“行”。
以行促知，加强党性修养
知而不行或者知行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知”。中国传统知行观认为，“真行”是“真知”的判断标准，只有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样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对于党员来说就是党性问题。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的两面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党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在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学思想”与“强党性”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贯通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知行观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形式，补充、拓展、完善其内容，中国传统知行观也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期组织4篇理论文章，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进而坚定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坚持“两个结合”开辟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解超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有力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在“两个结合”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而坚持“两个结合”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履行这一使命的必由之路和基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等方面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方面，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发展阶段”等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的多元互动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在“两个结合”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两个结合”，成功地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推向前进。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政治建设方面，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越来越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推进；在经济建设领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稳居世界第二位；在文化建设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卓有成效，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深化；在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就业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素质显著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在生态建设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在“两个结合”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充分展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其一，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自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的发表算起，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5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传统到改革的飞跃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就，表征科学社会主义实现跨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其二，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平等合作的方式来凸显和扩大科学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有来自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出席，党的二十大召开时共有2500名中外记者进行报道。中国共产党在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智慧、中国影响推向全球的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力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合
■陈红娟 吴迪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探讨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观层面的契合性，可以深化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
价值导向上，天下大同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涵由个人修身修性到观照天下的价值实现路径
天下观中蕴含着如何认识自我与天下的关系问题。从理想情境来看，天下大同蕴含着个人理想的映射和对天下的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概念虽具有多重面向，但都论及个人融入天下、通达天下的价值导向。在政治建构意义上，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以及“想天下之所想，立天下之所立，为天下之所为”；在伦理道德意义上，从姜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到老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等等，无不彰显个人融合天下、观照天下的视角。无论是天下荣辱的责任观，还是兼善天下的道德观，都是个人“观”天下的思想结晶，这成为中国共产党表述自我与天下关系的文化基因。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中写下：“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随后他又在新民学会上提出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凸显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远大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理念不谋而合。其一，“天下”范畴的扩充与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狭隘的地缘主义和传统自我中心主义，是“一个地球”和“一个世界”的整体表达，同古代“四海”“八荒”“九洲”等广义“天下”范畴相契合；其二，正是由于“天下”范围的扩展，个人对天下的观照更有必要。“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把本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这样，每个“个体”都通过“国家”链接到“天下”，形成“家国天下”的有机统一体，这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关怀具有相通性。
价值理念上，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终极形态上都体现对“和”的推崇
天下大同的核心理念为“和”，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天下”的问题。“和”的意涵之一是“和而不同”，承认并尊重彼此差异。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又如魏源“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费孝通提出了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然，“和”不限于政治语境中的表述，延伸来看，它还指向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集中体现于《大道之行也》当中。“大同社会”是“男有分，女有归”的自得其所，也是“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人际和谐，还是“万物并育不相害”的人与自然的和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体现对“和”的推崇。首先，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对人类价值多样性的肯认和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实际诉求是实现“大同”的价值前提。其次，“共同体”不仅是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和利益观，更是构建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彰显生态文明和人际和谐的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站位，也是对传统“和”理念的当代诠释。
价值秩序上，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涵着“共治”“德化”的秩序规约原则
天下大同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着价值秩序的期望，回答关于“天下”如何运行与发展的问题。共同价值秩序的实现和运作需要持续建构，其认识前提是如何“共享”世界，“世界大同”的立意不再是一国一族之大同，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无外”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内部体系，所谓“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以天下观天下”的视野为提炼共享的价值观奠定认识论基础。如何“共建”“共治”则是推动理想秩序有序运转的必要考量。“德”与“仁”是古代实现天下共治的价值核心，如“谋政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以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等。由此，“德治天下”成为共产党人倡导的重要理念之一。共享价值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立合作共赢的价值秩序提供了基本共识，也为实现“德化”“共治”提供条件。此外，以“共商”“共利”和“共建”思路打造和谐有序的“天下”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指向，如“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建高质量发展平台，亚太经合组织谋求对话不对抗的合作形式等等。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天下观层面的价值主张，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朱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重要位置。如何接续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新时代中国人的时代之问，也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深刻阐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认识，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五个突出特性”既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精神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者的具体使命所在。
把握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特性，不断深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根基研究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相区别的重要特质。汤因比曾指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只有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而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上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与世界其他文明相较，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文脉传承、价值观念上的连续性，为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断提供了可能，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坚守自己的发展轨迹。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即使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造成文明的演进，也只是吸收新的养分来完成自身的变革而不至于断裂。近代以来的大变局，就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完成了自身的古今之变，但总体上依然是在自己的轨道上革故鼎新。由此来说，只有科学地解释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来龙去脉，才能阐释清楚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历史必然性。
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的突出特性，加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创新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发展虽时有曲折，但从来没有因僵化沉寂而走向崩解，正是因为其内部始终保持着自强不息、求新求变的创造性意志。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展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推动的历史性创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指出，“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坚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以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时代挑战、顺应未来变革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不竭动力，顺势而为、日新不已，努力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伟抱负。
把握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
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气质。关于“大一统”，董仲舒称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格局上的追求。中华民族自古就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强调社会大同团结、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不同团体互相倾轧、价值观虚无混乱。中华民族追求大同团结的内在精神动力，以及历史上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造就了今天团结融合、多元一体的良好格局。坚持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就是要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社会团结的安定局面，自觉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
把握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特性，着力扩大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包容性，具有“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气度与格局。冯契在谈到“中国的发展前景”时曾说：“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文化，那就必须对自己传统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评价，也要对外国的文化有全面系统的了解研究。”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更要扩大世界范围内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和世界文明的精华。当今世界盛行着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文明冲突的论断屡见不鲜，全球秩序的稳定与安全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从互融、互通、互鉴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克服冲突、以共存推动进步，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来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和郑重承诺。中华文明向往“天下大同”的持久和平境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华民族重信义、讲情义，注重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守望相助。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精神标识，这对于推动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对话交流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思想资源意义。只有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和平，全球繁荣才能生生不息，人类也才可能有更加安全的未来。我们有必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热爱和平、追求大同的道义精神，大力发挥中华文明对于建设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积极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推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传统知行观相贯通
■陈方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为知与行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中国传统知行观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知行观贯通起来。
知行合一，行是知的目的
与西方文化常常把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区分开来不同，中国传统知行观坚持知行合一，强调行是知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重视经世致用精神的重要体现。《中庸》构建了从“博学”到“笃行”的知行合一路径，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不但把“行”置于首要位置，还明确地把“行”界定为实践。他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知行观主张坚持知行合一、强调行是知的目的的观点，突出体现为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更加重视实践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以知促行，提高认识能动性
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知”和“行”通常都包括两方面含义，尤其体现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之中。“知”的第一个含义是“见闻之知”，第二个含义是“德性之知”或者“天理良知”。“行”的第一个含义是“行为”，第二个含义是“道德践履”。王阳明理解的“知”和“行”都侧重第二个含义，也在第二个含义上合一了。关于“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关系，王阳明指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把“知”理解为“知识”不同，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认识”也不一样。
从知到行的转变，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有一些中间环节。中国传统知行观强调把“见闻之知”转化为“德性之知”，目的是以知促行，解决了从知到行的中间环节，这是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特点和优点。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为重视认识的能动性。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知”“行”统一的中间加了一个“信”字，把“知识”的“知”内化为“德性”的“良知”，从而以“知”促“行”。
以行促知，加强党性修养
知而不行或者知行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真知”。中国传统知行观认为，“真行”是“真知”的判断标准，只有将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样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对于党员来说就是党性问题。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的两面人，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党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在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学思想”与“强党性”紧密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一贯要求，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贯通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知行观赋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形式，补充、拓展、完善其内容，中国传统知行观也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