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8

营营汲汲谁知我

——韩愈形象的另一面
徐建融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伟人,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弘扬。但对他一生营营于干谒权贵、汲汲于谋求利禄的行为,后人亦不无微辞而时有诟病。
      
       如司马光评其《闵己赋》,认为颜回的箪食瓢饮不过“哲人之细事”云:“韩子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焉知颜子之所为哉!”陆唐老评其《符读书城南》诗则云:“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惟《符读书城南》一诗,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此岂故韩愈哉!”郑少微评其《与孟简尚书书》以为:“孟子藐大人,轻万钟,召之则不往也。愈则佞于頔、干宰相……其曰‘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可谓自知矣!”黄唐评其《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则以为:“韩上宰相书历道饥寒,有‘溺爇于水火’‘大声疾呼’之语……夫不用而穷,乃士之常,古人宁有乞怜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尽人……曰:不然。韩子亦幸而举进士耳,使其三书获荐,谢恩权门,将委己以从人耶?抑以身而殉道耶?故论人于已然,则韩子之贤,诚所难能;观人于未然,则韩子之言,不足为法。”等等,不一而足。包括近世钱名山先生,对之也颇有非议。
      
       这样的认识和评价,盖出于儒家“士志于道”的一贯传统:“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方面的典型榜样,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在韩愈的时代,甚至被尊为陪祀“先圣”的“亚圣”!
      
       但一方面,尽管孔子高唱“富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却又坦言“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尤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物质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在韩愈的心目中,颜回并没有为儒学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实际贡献,真正一脉相传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统的是孟子。包括后来孟子取代颜回成为陪祀孔子的“亚圣”,便归功于韩愈;自然,韩愈也成了孟子的嫡传。而恰恰是孟子,比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义与衣食的关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上》)也就是说,无论国计还是民生,也无论群体还是个人,物质都是第一性的需求。
      
       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韩愈认为“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谷帛既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正与孟子是同一思想。在《杇者王承福传》中,又借王口说:“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则与孔子所讲的“富与贵,人之所共欲;贫与贱,人之所共恶”是同样的意思。
      
       韩愈从小力学,20岁应科举不中,25岁中进士第却不试,直到35岁才正式进入官场获取俸禄。但宦海沉浮,屡遭贬谪,所得菲薄。“穷鬼”“驱之复还”,如影随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贞元十五年(799),他在《答李翱书》中说道:
      
       仆之家本穷空,重获攻劫(指宣武军动乱),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不知何能自处也……昔者,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人而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
      
       贞元十八年(802)《上于襄阳书》中又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永贞元年(805)《上兵部侍郎李巽书》再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卒无所成。”
      
       ……
      
       他的生活究竟贫困到什么样的程度,竟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向人诉苦,乞求同情和帮助呢?
      
       我们知道,韩家“口多而食寡”。他兄长早逝,嫂嫂和侄子均由他抚养。他自己的儿子,见于韩集文字的有昶、符、爽、佶四人,或以符为昶的小名,则当有三子(43岁撰《乳母墓铭》自述二男)。但见诸友朋文字的,仅昶一人——那么,另二子为什么无人提及呢?又,据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他至少有六个女儿(《乳母墓铭》自述五女),女婿分别为李汉、樊宗懿、陈氏、蒋係(嫁给李汉的女儿在李去世后成为樊宗懿的填房),则另三位女儿又何去何从了呢?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侄子送行,妻子儿女随行。四女拏,时年12岁,一路“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饥渴。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女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遂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依托”,直到长庆三年(823),韩愈还京官京兆尹,才将她归骨而葬。拏既穷饿而死,则揣想其他几个未见诸他人文字的儿女,也有可能因穷困而夭折或早逝了。而他的侄子老成、侄孙滂先他而去世,则是有文字记载的。
      
       至于韩愈本人,撇开其只活了57岁不论,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多在60岁上下。他早在35岁便开始掉牙,这实在是甚为稀见的!嗣后更一发而不可收,“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傥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到45岁仅剩松动之中的12颗!且“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其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英年而早衰如此,足见其因缺衣少食、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的身体状况之差!是岂虽箪食瓢饮而足以为生者所可同日而语!
      
       明乎此,对于韩愈不甘“寂寞”地营营于权贵、汲汲于利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对儒家“志道弘毅”的重新认识,也即为人先为己,只有修身齐家有了保障,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决不是要人弃食谋道,更不是教人以贫为道。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表面上显得志存高远,实质恰恰是孟子所讥的“道在迩,求诸远;事在易,求诸难”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不率先解决自己的吃饭、生存问题,一切雄心壮志、豪言壮语,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孤穷;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则正在食啊!脱离现实的理想,就这样落实到生活的现实之中。韩愈的一生好为谀墓文,固然是为了钱财;但他的好干谒权贵,却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俸禄,同时更为了实现“原道”以经时济世的理想。
      
       要想实现这一理想,首先必须取得一个“达”的平台。尤其是“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与凤翔邢尚书书》)。这一平台的取得,虽然“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是自上而下的发现,但毕竟有司者贵人多事,多事百忙,便难免无暇全面顾及沉沦下层的人才。则“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奔走王公,诚所谓“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下而上的“自进自举”:“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矣,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同上)。如果“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则必使“高材多戚戚之穷”而难酬其志(《上于襄阳书》)。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道统的挫折,所谓“果以自弃,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上宰相书》)所以,“身居穷约”的“在下之人”,于有司“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
      
       在《应科目与韦舍人书》中,他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有一“怪物”应该就是龙,得水则升腾变化、上下天地,失水则为獱獭之笑。“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致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鸣且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
      
       孔子曰:“谓(我)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知我罪我,其惟夫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