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8
营营汲汲谁知我
——韩愈形象的另一面
徐建融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伟人，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弘扬。但对他一生营营于干谒权贵、汲汲于谋求利禄的行为，后人亦不无微辞而时有诟病。
如司马光评其《闵己赋》，认为颜回的箪食瓢饮不过“哲人之细事”云：“韩子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焉知颜子之所为哉！”陆唐老评其《符读书城南》诗则云：“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惟《符读书城南》一诗，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此岂故韩愈哉！”郑少微评其《与孟简尚书书》以为：“孟子藐大人，轻万钟，召之则不往也。愈则佞于頔、干宰相……其曰‘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可谓自知矣！”黄唐评其《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则以为：“韩上宰相书历道饥寒，有‘溺爇于水火’‘大声疾呼’之语……夫不用而穷，乃士之常，古人宁有乞怜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尽人……曰：不然。韩子亦幸而举进士耳，使其三书获荐，谢恩权门，将委己以从人耶？抑以身而殉道耶？故论人于已然，则韩子之贤，诚所难能；观人于未然，则韩子之言，不足为法。”等等，不一而足。包括近世钱名山先生，对之也颇有非议。
这样的认识和评价，盖出于儒家“士志于道”的一贯传统：“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方面的典型榜样，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在韩愈的时代，甚至被尊为陪祀“先圣”的“亚圣”！
但一方面，尽管孔子高唱“富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却又坦言“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尤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物质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在韩愈的心目中，颜回并没有为儒学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实际贡献，真正一脉相传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统的是孟子。包括后来孟子取代颜回成为陪祀孔子的“亚圣”，便归功于韩愈；自然，韩愈也成了孟子的嫡传。而恰恰是孟子，比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义与衣食的关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上》）也就是说，无论国计还是民生，也无论群体还是个人，物质都是第一性的需求。
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韩愈认为“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谷帛既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正与孟子是同一思想。在《杇者王承福传》中，又借王口说：“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则与孔子所讲的“富与贵，人之所共欲；贫与贱，人之所共恶”是同样的意思。
韩愈从小力学，20岁应科举不中，25岁中进士第却不试，直到35岁才正式进入官场获取俸禄。但宦海沉浮，屡遭贬谪，所得菲薄。“穷鬼”“驱之复还”，如影随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贞元十五年（799），他在《答李翱书》中说道：
仆之家本穷空，重获攻劫（指宣武军动乱），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不知何能自处也……昔者，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人而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
贞元十八年（802）《上于襄阳书》中又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永贞元年（805）《上兵部侍郎李巽书》再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卒无所成。”
……
他的生活究竟贫困到什么样的程度，竟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向人诉苦，乞求同情和帮助呢？
我们知道，韩家“口多而食寡”。他兄长早逝，嫂嫂和侄子均由他抚养。他自己的儿子，见于韩集文字的有昶、符、爽、佶四人，或以符为昶的小名，则当有三子（43岁撰《乳母墓铭》自述二男）。但见诸友朋文字的，仅昶一人——那么，另二子为什么无人提及呢？又，据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他至少有六个女儿（《乳母墓铭》自述五女），女婿分别为李汉、樊宗懿、陈氏、蒋係（嫁给李汉的女儿在李去世后成为樊宗懿的填房），则另三位女儿又何去何从了呢？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侄子送行，妻子儿女随行。四女拏，时年12岁，一路“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饥渴。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女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遂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依托”，直到长庆三年（823），韩愈还京官京兆尹，才将她归骨而葬。拏既穷饿而死，则揣想其他几个未见诸他人文字的儿女，也有可能因穷困而夭折或早逝了。而他的侄子老成、侄孙滂先他而去世，则是有文字记载的。
至于韩愈本人，撇开其只活了57岁不论，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多在60岁上下。他早在35岁便开始掉牙，这实在是甚为稀见的！嗣后更一发而不可收，“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傥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到45岁仅剩松动之中的12颗！且“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其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英年而早衰如此，足见其因缺衣少食、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的身体状况之差！是岂虽箪食瓢饮而足以为生者所可同日而语！
明乎此，对于韩愈不甘“寂寞”地营营于权贵、汲汲于利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对儒家“志道弘毅”的重新认识，也即为人先为己，只有修身齐家有了保障，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决不是要人弃食谋道，更不是教人以贫为道。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表面上显得志存高远，实质恰恰是孟子所讥的“道在迩，求诸远；事在易，求诸难”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不率先解决自己的吃饭、生存问题，一切雄心壮志、豪言壮语，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孤穷；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则正在食啊!脱离现实的理想，就这样落实到生活的现实之中。韩愈的一生好为谀墓文，固然是为了钱财；但他的好干谒权贵，却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俸禄，同时更为了实现“原道”以经时济世的理想。
要想实现这一理想，首先必须取得一个“达”的平台。尤其是“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与凤翔邢尚书书》）。这一平台的取得，虽然“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是自上而下的发现，但毕竟有司者贵人多事，多事百忙，便难免无暇全面顾及沉沦下层的人才。则“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奔走王公，诚所谓“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下而上的“自进自举”：“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矣，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同上）。如果“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则必使“高材多戚戚之穷”而难酬其志（《上于襄阳书》）。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道统的挫折，所谓“果以自弃，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上宰相书》）所以，“身居穷约”的“在下之人”，于有司“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
在《应科目与韦舍人书》中，他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有一“怪物”应该就是龙，得水则升腾变化、上下天地，失水则为獱獭之笑。“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致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鸣且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
孔子曰：“谓（我）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知我罪我，其惟夫子乎？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文化伟人，尤其有大功于儒家道统的继承和弘扬。但对他一生营营于干谒权贵、汲汲于谋求利禄的行为，后人亦不无微辞而时有诟病。
如司马光评其《闵己赋》，认为颜回的箪食瓢饮不过“哲人之细事”云：“韩子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米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铭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焉知颜子之所为哉！”陆唐老评其《符读书城南》诗则云：“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惟《符读书城南》一诗，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此岂故韩愈哉！”郑少微评其《与孟简尚书书》以为：“孟子藐大人，轻万钟，召之则不往也。愈则佞于頔、干宰相……其曰‘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可谓自知矣！”黄唐评其《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则以为：“韩上宰相书历道饥寒，有‘溺爇于水火’‘大声疾呼’之语……夫不用而穷，乃士之常，古人宁有乞怜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尽人……曰：不然。韩子亦幸而举进士耳，使其三书获荐，谢恩权门，将委己以从人耶？抑以身而殉道耶？故论人于已然，则韩子之贤，诚所难能；观人于未然，则韩子之言，不足为法。”等等，不一而足。包括近世钱名山先生，对之也颇有非议。
这样的认识和评价，盖出于儒家“士志于道”的一贯传统：“君子固穷”，“安贫乐道”，“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方面的典型榜样，自然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在韩愈的时代，甚至被尊为陪祀“先圣”的“亚圣”！
但一方面，尽管孔子高唱“富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却又坦言“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而且尤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物质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在韩愈的心目中，颜回并没有为儒学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实际贡献，真正一脉相传了由周公而孔子的儒家道统的是孟子。包括后来孟子取代颜回成为陪祀孔子的“亚圣”，便归功于韩愈；自然，韩愈也成了孟子的嫡传。而恰恰是孟子，比孔子更直截地指出了仁义与衣食的关系：“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章句上》）也就是说，无论国计还是民生，也无论群体还是个人，物质都是第一性的需求。
在《进士策问十三首》中，韩愈认为“人之仰而生者在谷帛，谷帛既丰，无饥寒之患，然后可以行之于仁义之途，措之于平安之地”，正与孟子是同一思想。在《杇者王承福传》中，又借王口说：“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则与孔子所讲的“富与贵，人之所共欲；贫与贱，人之所共恶”是同样的意思。
韩愈从小力学，20岁应科举不中，25岁中进士第却不试，直到35岁才正式进入官场获取俸禄。但宦海沉浮，屡遭贬谪，所得菲薄。“穷鬼”“驱之复还”，如影随形地相伴了他的一生。贞元十五年（799），他在《答李翱书》中说道：
仆之家本穷空，重获攻劫（指宣武军动乱），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不知何能自处也……昔者，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人而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
贞元十八年（802）《上于襄阳书》中又说：“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永贞元年（805）《上兵部侍郎李巽书》再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卒无所成。”
……
他的生活究竟贫困到什么样的程度，竟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向人诉苦，乞求同情和帮助呢？
我们知道，韩家“口多而食寡”。他兄长早逝，嫂嫂和侄子均由他抚养。他自己的儿子，见于韩集文字的有昶、符、爽、佶四人，或以符为昶的小名，则当有三子（43岁撰《乳母墓铭》自述二男）。但见诸友朋文字的，仅昶一人——那么，另二子为什么无人提及呢？又，据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他至少有六个女儿（《乳母墓铭》自述五女），女婿分别为李汉、樊宗懿、陈氏、蒋係（嫁给李汉的女儿在李去世后成为樊宗懿的填房），则另三位女儿又何去何从了呢？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侄子送行，妻子儿女随行。四女拏，时年12岁，一路“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饥渴。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女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瘗遂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依托”，直到长庆三年（823），韩愈还京官京兆尹，才将她归骨而葬。拏既穷饿而死，则揣想其他几个未见诸他人文字的儿女，也有可能因穷困而夭折或早逝了。而他的侄子老成、侄孙滂先他而去世，则是有文字记载的。
至于韩愈本人，撇开其只活了57岁不论，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多在60岁上下。他早在35岁便开始掉牙，这实在是甚为稀见的！嗣后更一发而不可收，“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傥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到45岁仅剩松动之中的12颗！且“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其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英年而早衰如此，足见其因缺衣少食、营养严重不良而导致的身体状况之差！是岂虽箪食瓢饮而足以为生者所可同日而语！
明乎此，对于韩愈不甘“寂寞”地营营于权贵、汲汲于利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作苛求的批评。同时也提供了我们对儒家“志道弘毅”的重新认识，也即为人先为己，只有修身齐家有了保障，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所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决不是要人弃食谋道，更不是教人以贫为道。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表面上显得志存高远，实质恰恰是孟子所讥的“道在迩，求诸远；事在易，求诸难”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不率先解决自己的吃饭、生存问题，一切雄心壮志、豪言壮语，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孤穷；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则正在食啊!脱离现实的理想，就这样落实到生活的现实之中。韩愈的一生好为谀墓文，固然是为了钱财；但他的好干谒权贵，却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俸禄，同时更为了实现“原道”以经时济世的理想。
要想实现这一理想，首先必须取得一个“达”的平台。尤其是“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与凤翔邢尚书书》）。这一平台的取得，虽然“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是自上而下的发现，但毕竟有司者贵人多事，多事百忙，便难免无暇全面顾及沉沦下层的人才。则“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尚且周游列国、奔走王公，诚所谓“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这就需要他向有司不懈地作自下而上的“自进自举”：“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矣，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同上）。如果“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则必使“高材多戚戚之穷”而难酬其志（《上于襄阳书》）。这不仅是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道统的挫折，所谓“果以自弃，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上宰相书》）所以，“身居穷约”的“在下之人”，于有司“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
在《应科目与韦舍人书》中，他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有一“怪物”应该就是龙，得水则升腾变化、上下天地，失水则为獱獭之笑。“然其穷涸不能自致乎水”，“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当其前矣，聊试仰首一鸣号焉，庸讵知有力者不哀其穷而忘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而转致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鸣且号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实有类于是”。
孔子曰：“谓（我）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知我罪我，其惟夫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