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懿
去年因疫情而改在线上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今年终于重归线下。作为一场让科学大师们大胆展望科技前沿与人类命运的圆桌会议，今年的“莫比乌斯”特意邀请了多位青年科学家。因为有了这种超越领域、超越年龄的面对面对话，昨天的现场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思维碰撞。其中最精彩、最特别的部分，并非科技硬核的一面，而是它与社会、人文在交叉点上擦出的火花。
科学要善用互联网与公众沟通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杨天罡发问：“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我们该怎样让科学与公众形成合力？”
这个问题立即引来科学家的热烈讨论。第一个接过话筒的是1986年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他的观点很鲜明：政治家要决策，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如果公众不理解科学，那么政府能做的就会非常有限。
霍普克罗夫特此前正在美国推动一项科普工作。他希望让大众了解，在三岁前进行早期大脑开发，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为此，霍普克罗夫特到处寻找优秀的科普作家，并许以丰厚的稿费，希望他们能就这个话题为报纸杂志撰稿。但一些优秀的作者告诉他，这份努力很可能是白费功夫：“他们说，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人从不读报看杂志，所以，写这些文章并没有太大意义。”经过反思，霍普克罗夫特得出结论：科学家必须用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否则很难与公众交流。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说，不少人的思维存在偏见，比如许多美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态度就不科学，过于政治化。因此，对他们开展科普教育非常重要。对科学家而言，必须善于与各种不同的人交流。事实上，最有价值的讨论，应该发生在立场、观点不同的人之间。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需要在算法上进行一些优化，减少信息推荐的同质化，并且避免“粉丝”抱团形成小圈子。
抓住“科学语言”的童年敏感期
浙江大学教授林晓的问题很有意思： “怎样才能做一名自信的科学家？”林晓发问的背景其实有些无奈：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工作中很多人会问他“你的研究有什么用”，这让林晓感觉有些不太自信。
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接过话筒，把它导向了青少年科学教育。科恩伯格说，实际上所有的科学都是应用科学，只不过有的在当下就能应用，有的则在几十年之后。他承认，与公众或是企业家探讨“科学有什么用”并不容易，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人们小的时候，就教会他们享受科学与探索的乐趣： “这样，等他们长大之后就不会再问了。”
科恩伯格说，科学并不复杂，复杂的是科学语言，也就是要用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对科学道理、科学精神进行清晰表达。正如人类学习语言有“敏感期”——把一个孩子放在外语环境中，三个月，他就能把这门外语说得近乎母语；但换成成年人，他学语言就会辛苦得多。科学语言也是如此。所以，科学家们应该抓住儿童的敏感期，让他们从小习惯于用数学语言来思考，同时接触化学语言、地质语言、分子语言等。
在元宇宙中再现一堂费曼物理课
西湖大学彭斯颖老师昨天“蹭”了一个元宇宙的“热度”。她本人是美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诺奖得主理查德·费曼的粉丝。费曼不仅是学术天才，在育人方面也是大师。常常思考如何更好地给学生上课的彭斯颖为此发问： “能不能利用元宇宙让费曼起死回生，重新回到讲台给大家上物理课？”
思维跳跃的莱维特当即表示，如果元宇宙技术足够发达，费曼理应身在其中。科恩伯格也表示，很多老师其实并非自愿从事这个职业，他们的课无法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情，甚至学生们在课后可能再也不想从事研究了。因此，提升科学水平的最好方式，就是找到真正的好老师，把他们的课程做成视频，传到网络上，让全世界的学生都来观看和学习。
作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霍普克罗夫特对此比较慎重。他说，很多人都在尝试让人工智能参与教育，但教育是如此复杂，可能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优秀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优秀老师的关键，并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科学知识和上课技巧，而是他们是否真正关心学生。霍普克罗夫特为此向校长和系主任们建议，大学应该调整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将更多关注从发表论文、获得经费，转到老师们的课堂表现上。
在结束发言前，霍普克罗夫特特意提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上海故事”。在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任教的他，曾带过三个来自上海的博士，巧的是，这三个学生还是高中同学： “他们的学校距离今天的会场不到30分钟车程，他们都向我提到了同一位老师，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