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中国：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

■王锐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就历史知识而言，需要人们一方面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近代以来的世界局势演变史，做到名副其实的“开眼看世界”；另一方面需要返视自身的历史，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建立起自洽的、完整的、接地气的中国论述，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知识框架与价值准则。同时洞察那些打着学术名义大行其道的旨在解构中华文明延续性与整体性的历史叙事。
      
       《何谓中国》：为整体把握中国树立良好而自洽的尺度
      
       姜义华教授的新书《何谓中国》就是一本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审视中国自身文明史的著作。作者从先秦时期“中国”观念的形成及其政治实践、多元一体的中国、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转型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促生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何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日常政治运作，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中国的核心特征与历史流变，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的新生。在这样扎实的学理梳理中，由古代至当代的“何谓中国”的答案清晰浮现。
      
       与以往描述中国的著作不同之处在于，你可以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认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根柢与历史传承，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树立一个良好而自洽的尺度。
      
       廓清误读，去除西方化视角，依据语境挖掘抉择逻辑
      
       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从中国历史自身演进脉络出发，分析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流变，澄清了许多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影响而出现的中国论述所造成的认知误区。比如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不能简单地以“专制”视之，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它是如何运作的，不同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什么，稳定的政治组织对于经济生产的进行有何重要意义。
      
       又比如书中详细分析了在近代国势衰微之际，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建立能让中国实现振衰起微的政治制度。在这其中，有人坚持要在承认中国古代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思考开新之路；有人则将其所理解的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准则，希望在中国推行之，全然不顾如此这般会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社会稳定造成怎样的影响，更忽视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险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从这里，可以为今天人们思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供借鉴。
      
       谈及中华文明及其现代转型，必须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之间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说清楚。本书同样将此作为分析重点。作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重塑，即通过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成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农村面貌的改变是让中国得到新生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许多政治与经济实践中，真正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使中国传统以崭新的面貌再次焕发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分析中国传统，不能无视或者背离社会主义实践。如何更好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乎未来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之成败。
      
       中国论述方法论：注重社会经济基础，注重各朝代制度贡献
      
       本书的研究方法亦值得重视。一般而言，宏观地谈论中华文明或中国历史的整体脉络，很容易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之中，即“去历史”地摘取些许概念，将这些概念的某种意涵等同于中国历史变迁之中的基本特征，既无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又忽视了这些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并流传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如此，在论述中华文明时，极易呈现一种玄学化的特征，最终变成自说自话。
      
       姜义华在论述中华文明的发展流变时，非常注意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角度去思考中国的疆域何以不断扩大，郡县制国家何以长期存在。他提醒人们，思考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不能忽视其经济基础，这既是中国历史的厚重遗产，又是今天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时的基本起点。
      
       与之相似，姜义华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与整体性，与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息息相关。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根柢，离不开对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国家的制度创建精神、制度运作逻辑与制度修复能力进行细致的剖析。
      
       兼顾内外视角：既“知主义之可贵”，又“知民族之可爱”
      
       姜义华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中华文明在近代的境遇。他强调，要全面理解何谓中国、理解中国历史的完整形态，就不能忽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所遭遇的挑战，以及为了振衰起微而进行的艰辛探索。那种率由旧章式的文化想象既不能真正把握何谓中国的关键要素，也不能形成具有时代感与生命力的历史论述。从历史过程来看，近代中国不但需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维护版图的完整与主权的独立，而且要通过内部的变革，形塑新的政治主体，让那些在古代的社会形态里属于失语状态的群体成为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的主要实践者。
      
       要做到这两点，套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既要“知主义之可贵”，又要“知民族之可爱”。就此而言，既要从中国的历史流变出发认识何谓中国，又要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与危局有清晰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何谓中国绝非仅限于中国内部，对外部有越来越全面、冷静、客观的认识（而非把对外部的迷恋等同于对外部的认识），就越能更为饱满且自信地认识何谓中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